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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续经验主义传统的普通法不存在普遍的法典化形式。

在1954年《宪法》之后，它仅仅是宪法性法律，不再是宪法的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误判我国1949—1954年的宪法形式为不成文宪法，就是认定成文宪法只能有一个宪法文本，若有几个宪法性法律文件构成，则是不成文宪法，而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法国历史上的1875年宪法就由三个宪法性文件组成（《参议院组织法》《政权组织法》和《国家政权机关相互关系法》），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认为法国这一时期是不成文宪法。

那么《共同纲领》确认的政体是否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些特征呢？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的基础是普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基础，表明人大与人民的关系——人大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人大，这是其正当性所在。由于政协全体会议才能代行全国人大的工作，而在其闭会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基本上只能起咨询性作用，其职权多是协商性的，因此全国委员会听取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报告后应只能提出批评建议，政协全体会议听取这些报告后才有批准通过权（与后来的人大听取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类似），但实践中全国委员会似乎代行了全体会议的某些职权，如一致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工作报告。（三）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通说认为，成文宪法是指由一个或者几个宪法性法律文件所构成的宪法。虽然在当时这些过渡性措施是历史的、现实的选择，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但从逻辑上说，一个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还能称之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吗？我们或许可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没有国家主席、没有检察院，这个制度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健全而已（如1975年《宪法》），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大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什么状态。[4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4页。

首先，现阶段的人民范围已扩大，人民的阶级性淡化，这标志着巩固政权不再是审判受限的正当要件。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中会折射出这种价值冲突，引发解释论上的多种可能。宪法文本创制时没有预期到某些问题，出现了无相应规定的宪法漏洞。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审判时，既要保障公民个人权益，也要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而该条款的列举式排除规定的双面含义的挖掘，将对审判独立相对性的关注转移到相关主体的行为上来。但是，我们又始终坚持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坚决捍卫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

[13]Silas Alward, Coke, Canadian Law Times. Vol.32, No.12(1912), p.935. [14]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345页。法官是否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争议问题，关涉多重价值冲突叠加，采取反复权衡的方案，法官在法院整体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被推进。这些重要转变给1982年宪法第131条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第一种是引申说，主张从该条款引申出党委过问案件的合法性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下，人民整体利益与个人权益对立统一。新入宪的法治、人权等价值继续渗透、浸入这些干预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它们是深度挖掘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边界（以下简称审判独立边界）意涵的重要背景和准则。[36]就审判受限的规范内涵而言，其中蕴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当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审判，来保护包括自由权、社会权这些人权时，干预审判的各种主体都承担着不侵犯、不干涉、不任意介入的宪法义务。而我国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主观自觉性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势的变化，实践的结论又会表现出阶段性和局部性，它可能是长期的，而非永恒的。[32]对此学界有以下几种理解：第一，在价值层面上，尊重具有强烈的道德属性，表明国家对待人权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体现国家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

多元价值冲突引发对该条款变迁的多种解释可能，不同的冲突形态采用不同的衡量方案。[24]而1982年宪法第131条只罗列了三种排除干涉主体，就为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等对审判的干扰留下了宪法漏洞。

[17]他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思想突出以法律制约权力，凡是未经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授意，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拥有并行使某项职权。国家机关的职权不仅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而且在行使职权时还必须依据此法定的规则和程序，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些问题交织着不同价值冲突，一直潜藏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只是经过宪法实践才得以暴露。以下将从其变迁的动因、方式和边界三个方面展开。四、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中国逻辑 与宪法修改不同，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程度不足以启动宪法修改的成文机制来更改原规定，但是，宪法文本的规定与宪法实践不一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宪法发展状态。但是，1954年宪法第78条源于1936年苏联宪法第112条‘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

[2]参见侯忠泽：略论法院独立审判与党委领导，《河北法学》1984年第6期，第22页。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法院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向法官个体本位的趋从，但宪法制度安排、法院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法治环境等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应当坚持法院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

虽然现实中党委或地方政府会干预法院个案审理，如果能够直接通过宪法解释，或者合宪性审查中的解释宪法机制来弥补1982年宪法第131条留下的宪法漏洞，避免长期存在合宪与否的质疑，或者良性违宪的争议，就能够即时止损。如上文所述，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需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阶段性，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宽容地接纳了更多的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这些充满柔性的概念相继而生，人民主权也从单一的集中式转变为集中与限权相结合的二元式。

（二）依照法律规定限权功能的强化 依照法律规定是1982年宪法第131条前半段的逻辑客体独立行使行为的限定条件。进入专题： 宪法变迁 宪法解释 审判权 审判独立边界 。

[37]国家保障人权的字面含义就是：国家保护人权，使其不受侵犯和破坏。在整个宪法结构中，宪法总纲起着指导性、原则性与统一性的作用。[9]根据1983年至今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数据整理分析。[26]但是，随着情势变迁，该条文的规定与实践产生了较大偏差。

我国1982年宪法最初的变迁边界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二是将抽象的人民权力具体分为（授权形成的）国家权力和（转化而成的）公民基本权利两部分。

善治方式是自治、法治与德治三治结合。[33]参见焦洪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分析，《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46页。

[13]该学说体现了法律的技术性，说明法官行使审判权所依托的正是其工作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是法官群体所接受的长期法学训练。保障人权和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在1982年宪法的确立，标志着主要通过法律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民权益逐渐成为1982年宪法的目标，限权式人民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30]参见《法律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434页。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其中，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形成了对审判独立的限制进行反方向控制。因此，在法治基本原则的指导下，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当强化具体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官在审判专业技术运用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无论是自由权还是社会权，都既需要国家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也需要国家履行消极的不作为义务。通过对该条款规范意涵变迁解释后得出的新分析框架，是围绕主体行为展开，可以作为统一衡量这类问题的模型。

（一）该宪法条款规范意涵变迁的动因及其特点 1.主观自觉与客观自发的结合。[52]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转型》，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8页。

{4}顾培东：法官个体本位抑或法院整体本位——我国法院建构与运行的基本模式选择，《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如上文所述，宪法修改增加了权力制约法治人权等新价值、新宪法基本原则、新价值前提，是宪法规范意涵变迁不可逾越的新边界。